摘自张人凤先生《律己 敬业 爱国——张元济先生道德风貌初识》（见《纪念张元济先生诞辰145周年暨第四届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》配资咨询平台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12月版。文题为编者所加）
我的祖父张元济先生，以其毕生精力主持商务印书馆，使之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佼佼者，从而被誉为中国著名出版家。同时，他对教育事业、中国古代文献的研究也有杰出的贡献。使得他的事业达到辉煌的诸多因素中，有着他本人道德修养的强有力的支撑。那么他的品格是怎么养成的呢？他是受了严格的儒家教育。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这是当时中国传统文化设定的一个途径，也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归纳起来的成果。一个人要为国为民做事，就要恪守这个途径。
展开剩余80%张元济先生1867年生于广州，7岁入塾，开始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。为适应科举制度的传统教育（是一种精英教育），其教学内容从启蒙的浅近读物到精深的经史著作，自有一套数百年乃至近千年间形成的体系。在学习知识的同时，以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为轴线的道德、人格养成体系交织其中，使学生德与智并进，为日后成才奠定基础。张元济先生除了受到从私塾到县学，到名师指导的一系列社会教育之外，家庭的熏陶也是他道德品格形成的一个重要源头。海盐张氏可以追溯到的历史记载，始于宋代张九成。他在金兵入侵中原时随宋高宗南渡到杭州。明初，张氏的一支随张留孙迁到海盐。后来这段家族谱系保存得比较完整。可以看到，除了少数几位祖先担任较高的官职以外，大多以读书、教书、写书、刻书、藏书为终身事业。始祖张九成曾任南宋丞相，因主战为秦桧所忌，他“不受权贵之饵”，“清明刚正，国家是急”，“以挽弱宋而奋中兴”的品格，对张元济影响至深。明万历年间的十世祖张奇龄曾主持杭州虎林书院，弟子甚多。他为张氏家族立下家训：“吾家张氏，世业耕读，愿我子孙，善守勿替。匪学何立，匪书何习，继之以勤，圣贤可及。”张元济在他的住宅大厅内，用四块楠木版，亲自以隶书缮写后命人镌刻，既作为对祖先的纪念，又用来训示小辈。
勤奋和节俭，可谓跟随了祖父的一生，这是他从幼年时就开始养成的。“勤”，既是祖先的教诲，而“克勤于邦、克俭于家”“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”等经典语句，他也必当常记于心。“俭”则是青少年时期长期清贫生活中所形成的。我幼年时看到他用用旧了的秃头毛笔写很小的字，他亲口告诉我这是他幼时买不起好的毛笔而用旧笔练就的。1927年，他以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身份被绑匪绑架，绑匪原本想勒索大笔钱财，却想不到看见这位“财神爷”穿的毛线衫上竟有破洞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祖父的衣服，今年穿了明年再穿，被子今年盖了明年再盖，极少添置新的。有一二件质料好些的长袍，只是参加某些仪式，如参加年轻人婚礼，去做证婚人时穿，平时是不穿的。
跟随祖父一生的另一条准则是严以律己。反映在他身上的事例很多，这里举其二则：一是上世纪20年代，商务印书馆营业兴旺，积累资金甚多。在讨论如何保值增值时，总经理高凤池主张收买一家造纸厂，张元济则认为缺乏经营纸厂的人才，而在南京路购置地产，以后不论公司自己建房发展或转让，都比较有利。此时公司果然在南京路中段访得一地块，价30万两，限一周内付款，逾期每天付违约金千分之一，即3000两。张元济将此事报告董事会，董事会通过后与出让方签订了合同。不料第二天总经理反悔，不愿签字支付地价。眼看合同即将到期，张元济十分着急，他找到了一位富商南浔人张澹如请他设法买下。张澹如熟悉上海房地产行情，认为是大好的赚钱机会，立即设法调集资金付款买地，还真诚地表示愿与张元济合股经营这笔买卖。三个月后，地价翻了一倍，张澹如大赚了一笔。张元济后来告诉儿子，如果与张澹如合作，举手之劳，自己也可获利不少，但这本是为商务印书馆办的公事，公事办得不顺利，为使公司免受违约金之累，才想出这个办法来，我怎么可以趁机从中谋私渔利呢？他就这样谢绝了张澹如的好意。另一件事是1916年到1917年间，张元济因身体不适，请过一段病假，或半休，或作弹性工作时间。他事先知照有关部门，应按公司规章，扣除工资，但总经理决定不扣，照全薪支送。张元济坚持不收，双方僵持不下。公司财务科只好另外开立一个张元济户名的活期帐户，作为活期存款存入，到张元济退休时，本利共有5000余元，但张元济决定把这笔存款捐作公司内补助同人子女教育之款，自己始终没有领取。
张元济先生有一个和谐、健康的家庭（由于他的夫人去世过早，所以还不能说“美满”）。张树年先生《我的父亲张元济》一书，以家庭生活的记述为主，提供了不少他人无法知晓的生活细节的白描素材。可以看到，张元济的家庭、经济状况，与他的社会地位不太相称，经济较为宽裕的生活也不过是1910—1920年代中的十多年时间。即便在这段时间内，他也还是本着“俭，德之共也；侈，恶之大也”的观念，治家和教育小辈。他的侄子张树源和儿子张树年就在上述这段时期内出国留学，他先后给两人写了信，提出了生活、学习和为人处世方面的要求。在用钱方面，多有“务宜格外节省”，“节俭为人生美德”，“撙节动用”，“我生平不肯滥用钱，且可省即省，故此时不至于空乏。深望汝知此意”等教导。1940年代后期，他仿朱柏庐《治家格言》之体，撰成《新治家格言》，充实了不少适应时代进步的新观点。例如“婚嫁各由自愿，而男女双方，要当共保贞操”等等。夫妻之间，双方要“共保贞操”，是张元济提出并严格自律的一条道德准则，也是保持和谐、健康家庭的必要条件。我很早就听父亲说过，祖父当年应酬活动非常之多，但从来不去“吃花酒”。所谓“吃花酒”是旧时代的一种准色情场所，席间有年轻女子陪酒、陪聊、演唱戏曲段子，而宾主的言行也较为放肆。近年，我为了编著《张元济年谱长编》，详细检阅了《郑孝胥日记》和刘承幹《求恕斋日记》。张元济与他们交往甚多，不论公务或私交上，应酬无算，但其中设在“某某某家”，即以一个女子的姓名命名的风月场所的饮宴中，看不到张元济的名字。这两部有着前后数十年的连续记载的文献，证实了我父亲的说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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